关于中国的户籍改革的一点想法

今天这篇文章是看《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12期，秦晖教授谈论“户籍制度背后的三大不平等”的观后感。

观点一：户籍制度改革落后于人们的期望

有人说这种户籍制度只有中国和北朝鲜才有，其实把人分成不同等级和身份，享有不同权利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在前现代很多民族都有。

但是这种身份性等级制度是以国家法律的方式强制推行，并且普及到社会几乎所有人，且有具有很明显的原始记录功能的个例很少。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出现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

这种制度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原始积累。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带来拥有廉价劳动力，又因为城市户籍人口远小于农村人口因此城市有大量的廉价土地，这是所谓的良好投资环境的基础要素。另一方面，一旦城市不需要这些农民工，可以通过户籍制度驱使其中的大部分人回到农村，避免了一些国家由于自由居住造成的城市贫民窟问题。

户籍制度背后是人权、财产权和公共服务的不平等。普通的外来农民工对户籍改革的期望很低，只有不被赶出贫民窟，不需要任何补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飞速发展都是建立在低人权的基础之上。

在户籍改革之前，即取消现存户籍类别之前，农村人口是不能随便进城，如果一定进城需要有相关的证明，否则就可能被抓，到后面逐渐改为罚款，再到现在的默认迁移。从这个趋势来看，都是朝着废除户籍和不合理的身份等级的方向发展。只不过离人们的预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造成户籍制度落后的原因是：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和政府的责任不可追问。

观点二：户籍制度考验人的忍耐力

户籍制度需要改革其背后的三大平等：一是人权不平等，尤其是居住权；二是财产权不平等，即农民的土地不是他们真正的财产；三是公共服务福利的不平等。

在一个宪政国家，比如欧美国家，一个国家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公共服务责任，公民就为让出相应的权利，这是由契约决定的。

然而，现在的中国拥有一个无限权利的政府，但是百姓又不能对其进行问责。这就是造成这三个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对于受户籍制度管制的百姓来说，现在的户籍制度对他们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可言，只是一个忍耐力的问题罢了。

观点三：减少大城市的吸引力

很多人担心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大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因此需要“排挤”很大一部分外来人口。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些大城市享有的特权远远大于其他地方。比如北京，即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唯一体，享受最后的社会福利和资源。

如果能够通过减少大城市的吸引力，平衡不同城市直接的吸引力和特权，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小记

早上与好友聊天，我们以前在一个镇上读小学。他对我感叹到现在我们镇上的孩子只能在镇上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除非你在县城买房子。记得我们读书那会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县城的高中读书。

教育资源的稀缺的，县城的资源绝对不是镇上能比拟的。有稀缺就要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意味着歧视。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农村人口，不同与我们那个时候农村人口占多数。因此，现在对农村人口进行这样赤裸裸的歧视，其实是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